王文成

    1936年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帷幕。然而，围绕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临潼兵谏的枪声是怎样打响的问题，数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以讹传讹。

    西安事变时，父亲王玉瓒任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营长。作为受张当面亲命率部捉蒋的现场指挥官和亲手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全程亲历者，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决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其真相留给世人。1978年，耄耋之年的父亲，直接上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请求查证其率部华清池捉蒋等历史事实。叶帅十分重视，遂批“速办”，逐级下达至承办单位辽宁省抚顺市委统战部。两名外调员进行了历时3个半月，日夜兼程8700余公里，对兵谏总指挥105师刘多荃师长在内的20余人进行取证。查证了父亲参加西安事变和云南起义的历史事实。遂抚顺市委统战部部长在给父亲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为你如实地反应历史情况，并得到客观证实的忠实态度而钦佩。现在可以告慰你，你的西安事变和云南起义均已落实，不久即可做出历史结论。至此，多年不白之冤枉完全得洗，我们为你祝贺。” 父亲深怀感激地回信道：“对我的政治历史，你们统战部真是做到家了！”

    1979年的一天，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外调同志带着《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来请父亲签字。父亲捧着《结论》逐字逐句地看着，当“爱国”、“正义”和“有功”这些字眼映入他的眼帘时，八旬老父顿时心潮澎湃，不觉热泪涌出，双唇悸动，久久说不出话来。薄薄纸一页，手觉重千斤，这是他云南起义后1950年，由昆明返回辽宁原籍那一天起，盼望了整整30年的结论啊！更是党对他的肯定和高度的政治评价，这对他是莫大的慰藉！心潮稍加平静后，父亲用那原本就颤抖加之激动越发抖动的左手把稳右手，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声：“符合实际，同意、感激” 八个楷字。遂成为民革成员、政协委员、常委，从政治荣誉到住房、医疗均得到了组织上的妥善安排。

    此前，父亲的人生旅途艰难坎坷。曾一度被历史遗忘至偏远山区，在那里与发妻相依为命、相濡以沫，长达15年之久。

    1981年，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生前要求写好西安事变史的指示，同时鉴于先前广为流传的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捉蒋的说法中疑点颇多，全国政协文史委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借西安事变45周年之际，邀请父亲参加在京召开的，旨在澄清捉蒋过程真相的专题座谈会。历史终于给了父亲一次他盼望了数十载之久的道出捉蒋过程真相的机会。座谈会是在其它华清池捉蒋亲历者和一些西安事变史学家参加的情况下，以父亲和每谈捉蒋时从不提 “王玉瓒”三个字的孙铭九两个人面对面地辩论，其它与会者提出质疑的形式进行的。会认达到了查清真相的目的。父亲在离世前终于将真相留给了世人，了却了自己的宿愿。西安事变纪念馆在父亲的照片下，郑重地写道: “负责临潼兵谏的张学良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12月12日清晨6时打响了临潼兵谏第一枪。”

    1936年10月22日和12月4日，蒋介石两次到西安，张学良均派我父亲卫队一营，担任蒋行辕住地华清池大门的警卫工作。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市民近万人，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并决定赴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蒋闻讯后，即命侍从室主任给张学良打电话，命张制止学生“闹事”，如学生不从，开枪打死勿论！同时，一个侍从也向我父亲传达了蒋的命令。父亲见事态严重，遂乘车向学生来的方向急驶。行至灞桥，一眼看到北平学联代表宋黎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即把蒋的命令告诉了宋，随后张学良赶到劝阻的学生，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爱国学生流血事件。1979年，时任辽宁省政协主席的宋黎同志，在给父亲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事：“王先生四十三年前在灞桥表现出的抗日爱国举动，我仍记忆犹新。最近，如实向组织上作了介绍。我这样做，是遵照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对于凡是为革命做过有益工作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抚顺市委统战部在为家父做出政治结论的同时，为了避免影响其子女的前程，还十分负责地给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所在单位党委，分别致以公函，特别强调“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如因其父而受到株连是不应该的，请以此结论为准。”

    也正因有了这一及时的“关照”，我才能于1981年，在通过专业和英语考试后，被原吉林工业大学选拔为国家公派赴美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使我成为我校较早应用计算机于工业过程控制的教师。我归国后的业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还被该台国际部编入《魂系中华》一书公开发行。1993年春节期间，我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留学回国人员春节联欢会”，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基于我能按时回国，学校于1993年夏，又奖励我公费赴美高访半年。两次公派赴美的业绩载入了由教育部审编的大型画册《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业绩录》。我清楚地知道，没有党的统战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父亲过世后，母亲难以独自生活。欲将其户口由县城迁至我市，这委实是我力不能及之事。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将父亲去世时《辽宁日报》上登载的讣告寄给了吉林省政协主席。没想到，几天后，市公安局便来电，告知我同意把母亲户口迁入长春。

    接来母亲后，三世同堂，使得原本就狭小的居室越发显得拥挤。省委统战部部长给校党委发了封公函，称：“王玉瓒先生是西安事变捉蒋有功人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从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出发，希你校分房时给予照顾。”后经党委研究，全校破例地分给了我一套按我当时的讲师职称，是不具资格居住的三室一厅住房。

    1989年，我加入了民盟。从1994年起，在市盟的支持和指导下，我连任三届校主委。1991年，经原吉林工业大学党委推荐，我被增补为省政协委员；7年后，又被选为常委。“连读”12年的“政协大学”，提高了我这个书呆子参政议政的能力。一次，我在政协常委全体会议上发言后，晚餐时秘书长特意走到我面前，鼓励我说：“今天，你的发言最好，我单独敬你一杯！”这篇题为《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发言稿，后来登在了省政协主办的《协商新报》和省委统战部主办的《纵横》杂志上。

    父亲过世后，每逢中央举行西安事变纪念活动时，均邀请其子女参加。2006年，时逄西安事变70周年。我应中央统战部之邀，以“西安事变重要参与者亲属”的身份，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座谈会和纪念活动。当我接到那份庄重的邀请函时，感慨良多：西安事变已过去70年，父亲也已过世20余载，虽光阴荏苒，然而党还依然记得父亲，甚至还记着他的后代！

    发生在我们父子两代人身上的这温馨的桩桩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作为一名民主党派的成员，我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了这实实在在的“肝胆相照” ！